我这一生习惯替别人写票，写到最後一张永远是别人的，别人赎完我才收，收到连柜台最下面那一格都是别人押过的东西。
这一季的租押在流水上，押到跑不动我这一间就要收，收掉我连那一台旧验金机都要搬走。
我怕的不是收。
我怕的是收了以後，他们三个换一条街，换到那一格站着的不是我。
老板姓廖，五十，是死了老伴的廖氏，廖氏在这一间店里称金、写票、收当，当一件一件收，收到他手掌心那一层茧比别处厚，厚到他连自己夥计的掌纹都看不清。
他老伴走了四年，走到他连那一副老花眼镜都还放在两个人坐过的位置上，放到很准，准得像有人在替他量过。
他从不讲那一张。
不讲到有一次我替他捡眼镜，捡到他抽屉底下一张洗到发白的照片，照片里他四十六，站在庙口前，旁边站着一个已经不在了的人。
我没问。
我问不出。
我这一生问不出口的话很多，多到我喉咙里那一块地方一路缩，缩到只剩下一层硬皮。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