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敌人。”
唐子琪这次听懂了，语气倒很平：“我是被征召过去的。”
“平庸之恶了。”
“也确实。”
春天医院抽人，唐子琪确实穿过那身防护服，在方舱里给人量过体温，记过名单，也在护目镜起雾以后隔着一层白蒙蒙的塑料看过人们或焦虑或麻木的脸。该轮到她做的事，她做了；但这并不妨碍她从一开始就反对封城，但反对又怎样的无力感确实被这个平庸之恶小小地戳到了。
九月贵州那辆转运大巴翻下去以后，她把新闻看了很久。凌晨的高速路，二十七个人，车正把他们送往隔离点。后来网上留下来的消息越来越短，有些很快删掉，有些只有截图：半夜敲门，把人叫下楼；老人和孩子站在路边等车；一个地方说临时管控三天，三天以后又换一张通知。城市彼此隔着几百上千公里，文件上的句子却差不多，像从同一台机器里打印出来。
江上传来货轮巨大的发动机声，与此同时，咖啡店里又叫了一个号码，一个父亲蹲下来给孩子重新系鞋带，刚才那只伯恩山已经在远处的草地上跟另一只狗互相闻屁股。上海的周六下午并没有因为任何一条新闻停下来，美术馆照常闭馆开馆，餐馆照常等位，跑步的人绕过核酸亭继续往前。
唐子琪叹了口气。
“干吗？”
“想到贵州那个大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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