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背了三十年的台词。从一个国家背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场合背到另一个场合。在外人眼中，他是最出sE的外交官——得T、从容、滴水不漏。可我知道，他回到家，解下领带，坐在沙发上，常常一言不发。不是不想说，是已无话可说。一整天的话，都说给了外人、上司、同僚、媒T。说完之后，面对母亲，面对我，他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也不是不想走他的路。我只是怕，走着走着，就忘了当初为何出发。”
他拿起那碗杏仁豆腐，舀起一勺，没吃，又缓缓放下。
“高考，是中国最公平的制度之一。”他忽然说道，“无论你是谁的儿子，无论父亲是大使还是农民，坐在考场里，你面前的试卷是一样的。这不只是公平，更是——某种根基。中华文化为什么延续五千年？不是因g0ng殿更高、疆域更广，而是因为我们有始终延续的东西——从甲骨文到简T字，从《诗经》到白话文，从科举到高考——我们始终在用同一种方式，选拔同一种人。那种人，叫‘士’。”
时念望着他，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这不是她认识的江临。她认识的江临，是那个会脸红、会颤抖、会说出“Si都不要分手”的少年。而不是眼前这个坐在饽饽铺里，平静谈论高考、谈论文化、谈论“士”的人。
“外交官需要的不是语言。”江临说，“语言只是工具。工具可学、可换、可更新。但文化的底蕴不能。不懂《论语》的人，和中国人谈判时，恐怕连对方在骂他都听不出。没读过《史记》的人，与日本人谈历史，也掂不清‘倭寇’二字的分量。”
他顿了一下，直视着时念的眼睛。
“父亲说过，最好的外交官，不是最会说不的人，而是最能听懂对方‘为何这么说’的人。懂得对方的文化、历史、思维方式——然后，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时念忽然想起崔老的话——“你唱的是贵妃，不是妖JiNg。贵妃的媚，流转在眼波之间，自有分寸。”崔老说的不仅是戏。他说的是分寸——何时、何地、用何种眼神、看何人的分寸。是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我是时念”与“我是杨玉环”之间，那道微妙的平衡。
江临也是。他学的不仅是外交，更是分寸。是在“我是我”与“我是父亲的儿子”之间找到那条笔直的路；在“想留住你”与“知道留不住”之间摆出不卑不亢的姿态；在“我Ai你”与“我放你走”之间寻到一个不怨不恨的出口。
“所以你才没去国际学校。”时念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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